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每当我回想起1989年的北京城中，天安门广场上持续数周的示威活动后发生的那场镇压时，都不由得感到不安。当时，作为路透社(Reuters)记者团队的一员，我报道了那起事件。
那当然是一段残忍而痛苦的岁月，但这并非我不安的原因。令我感到焦虑的是，我认为我们——西方媒体——对那段历史的叙述并非完全正确。
人们说，新闻不过是记录历史粗略的初稿。但现在的问题是，这份初稿似乎已被奉为圣典，大部分内容未经校对就化入了公众的良知。
那段时期最具标志性的影像—— "民主女神"泡沫塑料雕像安详地望着紫禁城、不服命令的学生只身站在坦克面前——将善与恶、自由与镇压、民主与独裁区分得一清二楚。在这个道义善变的世界，天安门事件成为一根标杆，是我们评价他人时一个令人满意的固定参照物。
但事实果真如此吗？我不否认这起事件的残暴，也不否认后来进行了镇压。与其他驻京记者一样，我也有中国朋友后来被关押起来，或受到了刑讯折磨。
但我确实对西方媒体的一种说法抱有疑问，即那些示威游行是在"支持民主"。即使是现在，众多纪念天安门事件20周年的评论文章还在重复着那个说法：学生们是在"要求民主"。
事实并非那样条理分明，就像亲身经历过游行示威的中国作家马建在其最新小说《北京植物人》(Beijing Coma)中所展示的那样。马建将个人动机与公众主题交织在一起，以此说明这场运动从未遵循过清晰的脉络。说到底，当时的一代人正在努力摆脱毛泽东统治遗留下来的束缚，这是他们对诉求的宣泄。
几乎所有的一切都被纳入了诉求所反对的范畴：腐败、裙带关系、通胀、警察暴力、官僚主义、官员特权、媒体审查制度、对人权的侵犯、狭促的学生宿舍、以及对民主言论的压制。但如果说示威就是为了"要求民主"，则是将事情过于简单化了。
事实是，天安门广场上的学生对西方民主仅有模糊的零星了解。抗议的矛头指向了中国新兴精英阶层对既有体制的滥用，从这个意义上讲，这些学生的动机更多地是出于对社会主义理想遭到背叛的愤怒，而非渴望建立一套新体制。在天安门广场上，保守情绪丝毫不亚于激进情绪。
20年过去了，这种论点似乎很少有人提起。但在我看来，它们的意义极其重要。将天安门事件称为支持民主的运动，助长了西方对中国过去及未来的不尽正确的叙述。
这也导致了另一种说法无法切中要害——中国人固执地认为，西方世界永远怀有恶意的企图。
我们西方人说服自己相信，我们指责中国的人权状况，是在帮助受压迫的民众争取自由。这有时候可能是事实。但在大多数情况下，我们的指责只会让中国共产党宣传的中心论调更为有力：无论西方怎样努力遏制，中国都在崛起。
1949年，毛泽东站在天安门城楼上，用以下词句宣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："中国人从来就是一个伟大的勇敢的勤劳的民族，只是在近代是落伍了。这种落伍，完全是被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反动政府所压迫和剥削的结果。"在宣传部门的口中，今天的情况较那时几乎没有改变。
这种说法的有效性从以下可见一斑：与1989年时相比，中国人现在普遍对外国人更为戒备，尽管中国从那时开始的经济转型主要源自与外面世界的交流。
大多数时候，隐含在这两种不同说法当中的敌意被掩盖住了——只有当像去年西藏动乱那样的事件将这种敌意突然释放出来时，我们才会意识到，我们之间的距离有多么遥远。
译者/何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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